作者簡介：許艷麗⛵️，天津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蔡璇🤾🏼♂️，天津大學教育學院博士生♟。
摘 要
產教融合是“雙高計劃”院校發展的重要模式，也是推動高職教育現代化發展的必由之路♗。將產教融合過程分為資源建設階段和成果產出階段，基於網絡DEA模型評價我國“雙高計劃”院校產教融合建設成效，可以發現👈，“雙高計劃”院校產教融合整體運行效率處於中等水平，院校間存在一定的分化現象🧏🏽♂️；大部分院校較為重視成果產出階段的運行，產教融合兩階段未能實現有效銜接；多万达校產教融合因純技術效率偏低導致綜合效率偏低🤘，但仍有少万达校因資源投入不足導致綜合效率偏低🏄♀️；東部⚱️🫃🏿、西部、中部和東北地區院校的綜合效率依次遞減，院校產教融合存在明顯的區域特征👩🦯📶。基於此💆🏽♂️，應以聯盟治理強化階段銜接㊙️，以技術提升推進精細化管理，以創新東西協作模式促進區域協調，以動態評價機製激勵效率提升。
文章出處🧏🏻♀️：許艷麗♗，蔡璇. 基於網絡DEA模型的“雙高計劃”院校產教融合建設成效評價研[J].現代教育管理✔️，2023（02）：82-93.
一👩🦳、問題的提出
產教融合是職業教育強化類型特色、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關鍵進路。隨著國家“雙高計劃”持續深入🐽，產教融合作為促進整體教育改革和社會經濟轉型的國家戰略，在職業教育改革發展中的地位日益凸顯。2019年3月，教育部、財政部印發《關於實施中國特色高水平高職万达和專業建設計劃的意見》，將培育人才培養高地🧑🎨、組建高水平專業群、打造高水平雙師隊伍、提升校企合作和服務經濟社會發展作為重要的改革發展任務，始終體現著我國高職院校深化產教融合的政策意涵🧑🏼🎄👨👧👧。2022年新修訂的職業教育法更是從法律層面確立了產教融合這一基本辦學原則，並貫穿職業教育人才培養全過程🏊♀️。產教融合💅🏽、校企合作是影響“雙高計劃”院校辦學效率最大的因素。從2019年，“雙高計劃”進入推進階段開始🥑，經過三年多的努力，在國家的大力支持和全面推動下，2022年終於迎來了第一輪中期績效評價🚣🏻。“雙高計劃”院校產教融合建設成效是中期績效評價值得關註的重點問題，是國家中長期推進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方向。
產教融合評價是高職院校合理配置資源以高質量進行人才培養和服務社會的重要導向🚉。目前🧱，關於如何評價高職院校產教融合建設成效意見不一🧘🏿♂️。有學者認為，產教融合、校企合作是推動高質量創新、實現經濟效益的重要平臺，應更多從技術成果轉化方面評價產教融合建設成效。如貝爾托萊蒂（Bertoletti）等采用潛在類別隨機前沿模型測量英國高等院校校企合作技術轉化效率🫷🏽，並分析不同類別院校在校企合作知識技術轉化中的決定因素🤘🏻。何秀青（Ho Mei）等將技術轉化分為“研究創新”和“價值創造”兩個階段👨🏿🦰，運用DEA模型分析美國高校技術轉化效率。馬諾通戈沃拉普（Manotungvorapun）等人則從企業角度出發，基於研究水平的互補性、與企業模式的兼容性以及校企關系的契合度三項標準，測量校企在技術轉移中的“匹配度”，以期為企業選擇高效的院校合作夥伴提供決策框架〰️。國內主要基於三種視角研究職業教育產教融合評價🎎，一是院校整體辦學視角🐁，例如，姜澤許從組織保障❓🐶、專業課程與教學、畢業生評價、就業質量、行業指導👩🏽✈️、人才培養🙆🏻♀️、教師發展🧝🏿♀️、基地建設八大方面設計了評價職業教育產教融合質量三級指標體系🛎；謝敏等運用層次分析法和德爾菲法，從專業建設、實踐教學條件、師資隊伍、課程建設、校企合作支持五個方面構建了評價產教融合度三級指標體系👂🏿🙇🏻。二是資源整合視角🏇🏻，主要從人才培育能力、科研綜合競爭力和市場需求滿足力三個方面構建高職院校產教融合績效評價指標。三是從更宏觀的區域發展視角，構建包括校企合作能力🧛🏽♀️、區域服務能力和社會支持三級指標體系對產教融合度進行綜合性評價。這些研究考慮到了產教融合的各個方面，為全面評價產教融合提供了參考，但多基於產出視角，只關註成果產出🚟，忽視了產教融合的投入端，且未能反映產教融合系統內部的運行結構及其聯系。全面評價“雙高計劃”院校產教融合，既要測算產出效率🤵♂️，也要測算投入效率，還要綜合考慮產教融合系統內部運行結構及各資源要素的組合特征，才能科學評價產教融合建設成效🔪，有針對性地加以改進。
為此，本研究從復雜系統的視角出發，通過構建產教融合建設成效評價的網絡DEA模型👨🏼✈️👰🏼♂️，同時考察產教融合的投入端和產出端，又反映產教融合運行的過程結構，體現其內部運行邏輯和復雜結構✬，深入剖析產教融合運行效果和存在的問題👩🏼🎤，以期為後期“雙高計劃”建設調整方案😑、明確定位提供參考，為加強產教深度融合，促進校企雙方資源互補、良性互動提供行動方向。
二、研究設計
（一）模型選擇
DEA（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模型是由查恩斯（Charnes）等在1978年首次提出的🩷🕺🏻，用於評價有多投入和多產出的各個決策單元（decision-making units，DMU）的相對效率的模型。該模型既不需要具體的生產函數🏌️♀️，也無須對數據進行無量綱化處理，而是借助統計數據和數學規劃，測量有多投入和多產出單元的相對效率。然而，該模型把各個DMU視為一個整體👨🏼🍳，將所有投入和產出放在一個“黑箱”中運作，忽視內部結構的交互作用，無法測量內部各個生產活動在整體系統中的效率，不能全面了解系統內部各結構潛在的效率問題🪪，進而影響對整體效率的評價📿。隨著管理的深入和部門分工的細化，傳統DEA模型日益暴露出其不足。於是🏄🏽♂️🦹♂️，費雷（Färe）和格羅斯科普夫（Grosskopf）將研究深入到傳統DEA模型的“黑箱”中，提出了網絡DEA模型，並得到了廣泛應用。如路易斯（Lewis）等人基於網絡DEA，構建了分析組織內部復雜結構的多階段模型。但網絡DEA模型是基於傳統徑向的方法👢，認為各投入與產出始終以相同比例調整，與實際生產活動中存在的投入冗余情況不符🫰🏽。鑒於此🕥📷，托恩（Tone）等引入投入產出的松弛變量，提出基於SBM（slack-based model）的非徑向網絡DEA模型。該模型能夠將整體效率劃分為內部各個生產活動的階段效率，同時也解決了實際生產活動中投入產出的非同比例調整問題，具體內容如下🧃。
假設有n個DMUS🫸🏿，K個節點（或階段），階段k有[mk]個投入變量和[rk]個產出變量，從階段k到階段h的中間變量為（k，h）🦞，中間變量（k，h）的項目數為[t(k,h)]，DMUj在階段k（k=1，2，…，K）的投入量為[xkj]（[xkj∈Rmk+]），產出量為[ykj]（[ykj∈Rrk+]），在階段h到階段k的中間投入變量為[zk,hj]（[zk,hj∈Rtk,h+]），[λkj]為階段k的密度向量。在中間變量的鏈接上，托恩等給出了“固定”和“自由”兩種鏈接方式，考慮到中間變量在生產活動中的可調整性🦹🏼♀️，這裏采用“自由”鏈接☹️，引入投入松弛變量[sk-i]和產出松弛變量[sk+i]，並基於SBM的網絡DEA模型，DMUO（O=1，2，…，n）整體效率公式表示如下：
其中🤷🏻🧑🏽🌾，[sk-*o]和[sk+*o]分別為公式（1）中整體效率投入和產出的最優松弛變量值。以公式（1）中的整體效率為例，當[ρ*o=1且sk-io=0]時，則DMUO為DEA有效；若[ρ*o<1或sk-io≠0]🖊，則DMUO為非DEA有效，可能存在一定的投入冗余、規模不足或管理不科學等問題。該模型測算出的效率為基於規模報酬不變的綜合效率💹，通過在公式（1）（2）中加入限製條件[j=1nλkj=1 ∀k]，即可測算出基於規模報酬可變的純技術效率，進而通過“綜合效率=規模效率×純技術效率”測算出規模效率👨🏻🏌🏿♂️，深入揭示了要提高綜合效率🎅🏻👩❤️💋👩，不僅要考慮投入和產出規模，還要考慮生產運行過程中的管理技術問題🦹🏿🧍🏻♂️，更有針對性地分析各個DMU效率。
自查恩斯等創立DEA模型以來，經過不斷的改進發展🎚，DEA模型已被國內外學者廣泛運用於工程管理、區域創新和公共服務等領域。近年來，我國學者也將其運用於評價高校辦學績效、科技成果產出🦻🏽、學科建設和產學研協同創新等教育管理領域的運行效率。產教融合是一個系統復雜的工程，存在多主體🙀、多部門的合作😱，對產教融合效率進行評價，既要指向結果導向🔥，又要體現運行過程性質🌔。將每個高職院校視作一個DMU，運用網絡DEA模型評價“雙高計劃”院校產教融合建設成效🤵🏻♀️，具有較好的適切性。
（二）指標選擇
在產教融合、校企協同創新過程中，資源是成果產出的基礎，產教融合需要通過資源的優先整合才能最終實現成果產出🏥𓀓。同時👩🦯，企業參與校企合作具有明確的知識與技術獲得性目的，為實現投入效益最大化，企業會優先通過評估院校的合作潛力來決定合作的院校🚄。為切實體現產教融合的內部結構和運行過程⏺，更好地剖析高職院校產教融合過程中各組織內部資源要素相互作用和影響，可以將產教融合過程分為資源建設階段和成果產出階段，並在兩個階段分別設置投入指標和產出指標。指標選取依據《中國特色高水平高職万达和專業建設計劃績效管理暫行辦法》👨🎨，從該政策的指標體系中選取與產教融合緊密相關的指標，同時參考了謝敏和顧軍燕構建的產教融合質量評價三級指標體系。在此基礎上，本研究根據指標設置的科學性及數據可獲得、可運算原則🤤，從兩個階段構建了“雙高計劃”院校產教融合建設成效評價指標體系🧑🦲。
1.資源建設階段指標
資源建設階段主要是院校通過投入相關的人、財🛃、物進行基礎建設🧑🏼🏫，以夯實院校合作基礎，是高職院校產教融合的前期準備。該階段共包含6個指標👦🏼，分別是教學實訓設備值、專任教師數、學生人數、校內外實訓基地👁🗨、“雙師型”教師數、專業群數👩🏽🌾。教學實訓設備既是產教融合🙋🏼♂️、校企合作辦學的基礎，又是院校對產教融合人才培養資金投入的具體體現。專任教師和學生是產教融合主要的利益相關主體🛌🏽🪒，是院校在產教融合的人力投入🧚🏽♀️。因此，將這3項作為資源建設階段的投入指標。校內外實訓基地建設是產教融合🤦🏻、校企合作人才培養的主要場所，“雙師型”教師是校企合作培養師資的主要體現🤶，專業群是院校人才培養與產業需求的有機載體，這3項指標都是以院校為主導👶🏼，聯合產業企業共建，是院校在產教融合過程中的初步建設成果🧓🥖。因此💒，將這3項作為資源建設階段的產出指標，也是成果產出階段的部分投入指標。
2.成果產出階段指標
成果產出階段由校企雙方共同主導，主要通過投入人員🧎♀️、設備和資金等合作進行人才培養🤵🏿、技術研發和社會服務等👩🏽🎤。該階段包括6個指標，分別為校內外實訓基地、“雙師型”教師數💁🏼♂️、企業投入設備、畢業生數🌴、技術服務到款☝🏻、產生經濟效益。企業投入設備是企業參與產教融合的主要支持力量，也是企業在產教融合🎇、校企合作辦學過程中主體地位的體現。因此🧑🏿✈️，將企業投入的設備值與資源建設階段的校內外實訓基地和“雙師型”教師作為該階段的投入指標𓀜。畢業生是高職院校產教融合人才培養最主要的產出，技術服務到款是橫向技術服務到款📷、縱向科研經費到款🧑🏽🍳、技術交易到款和非學歷培訓到款的加總，用於衡量院校與企業、政府、行業等合作進行技術研發、成果轉化和社會服務力度，產生經濟效益是院校的技術服務給企業帶來的經濟收益🏄♂️，因此，將這3項指標作為最終的產出指標。
由於高職院校專業群建構主要立足區域支柱產業🧜♀️，依托院校優勢專業🏌🏽♀️🚰，體現產業邏輯的工具理性和教育邏輯的價值理性的耦合，將專業群作為鏈接產教融合兩個階段的中間變量。通過兩階段結構、各主體⬛️、各要素的組合連接🪻，體現產教融合運行過程中系統內部層次清晰、結構分明、動態運轉等特點🤟。基於上述考量，本研究構建了“雙高計劃”院校產教融合建設成效評價指標體系🧧。
（三）數據來源
以2019年12月教育部、財政部公布的首批“雙高計劃”建設單位名單中的56所高水平高職院校作為研究對象，數據來源於各院校2020年《高等職業教育質量年度報告》和《適應社會需求能力評估自評報告》👨❤️👨，反映了“雙高計劃”院校2019年產教融合發展情況🥵。由於其中有9所院校的部分數據無法獲取🏝，為保證整體數據完整有效🦠🐺，故剔除這些院校，最終確定了47所院校的情況作為研究的樣本數據，符合DEA模型規定的DMU數量應為投入與產出變量總數的三倍以上的要求。
三🚵🏽♀️🩱、“雙高計劃”院校產教融合建設成效實證研究
（一）數據的描述性統計
通過對47所“雙高計劃”院校教學實訓設備值、專任教師數、學生人數、“雙師型”教師數、校內外實訓基地數、專業群數、企業提供設備值、畢業生數、技術服務到款以及產生經濟效益10項指標進行平均值😻、最大值⚀、最小值和標準差的數據統計發現，隨著“雙高計劃”的啟動🏄🏽♂️，各院校著力統籌“雙高計劃”十大任務🧑🏽🦲🤦🏽♂️，深入推進產教融合、校企合作，在辦學條件、學生發展✵🐀、合作辦學、社會服務等方面成果顯著。47所“雙高計劃”院校“雙師型”教師占專任教師的平均比重達78.42%，說明各院校大力促進教師發展，夯實人才培養根基。同時，紮根區域⏏️，平均建設校內外實訓基地325個。圍繞地方產業支柱、面向區域新興產業🎢🛣、聚焦院校優勢專業⛑、融合調整專業布局⬅️，平均每個院校已建設7個專業群🚵🏼♀️，為人才培養提供了良好的跨學科基礎和實踐平臺保障✌🏽。在服務社會方面⬛️，各院校積極構建社會服務工作體系，對接粵港澳大灣區、長三角G60科創走廊🧛🏻、西部大開發等區域發展戰略，強化服務鄉村振興、對口扶貧支援📎🏅、科技創新包村等能力📣。2019年5️⃣，47所院校平均技術服務到款和產生經濟效益分別達5 324.5萬元和12 770.94萬元，為促進產業企業轉型升級、區域經濟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但是🤾🏻♀️，無論資源投入還是成果產出方面院校間都存在較大的差距，有的院校在經濟效益產出上甚至為0🙍♀️，由此也可以看出我國高職院校辦學水平參差不齊。（見表1）
（二）研究過程
本研究通過將每個高職院校視作一個DMU，采用SBM網絡DEA模型評價“雙高計劃” 院校產教融合建設成效。關於指標權重的確定👨🏽🦲👨❤️👨，由於資源建設階段和成果產出階段都是當前職業教育改革和深化產教融合的重要舉措👨👨👧，故認為兩階段的指標同等重要。具體研究步驟如下🍥：
第一，“雙高計劃”院校產教融合兩階段效率與整體效率評價。采用DEA-solver13.1🪷，選取基於規模報酬可變的SBM網絡DEA模型測算47所“雙高計劃”院校產教融合資源建設階段效率、成果產出階段效率以及整體運行效率🫄🏻，考察47所“雙高計劃”院校產教融合建設情況及整體發展水平。
第二🧝🏿♂️，“雙高計劃”院校產教融合兩階段效率與整體效率相關性分析。采用皮爾遜相關系數對47所“雙高計劃”院校產教融合兩階段效率和整體效率進行相關分析，以進一步明晰“雙高計劃”院校產教融合兩階段效率和整體效率之間的關系🐃，探索兩階段的協調程度。
第三🧑🏿🔬，“雙高計劃”院校產教融合綜合效率分解評價🏬。采用基於規模報酬不變的SBM網絡DEA模型測算47所“雙高計劃”院校產教融合整體運行的綜合效率，並基於第一步測算出的產教融合整體運行的純技術效率🤝，根據“綜合效率=規模效率×純技術效率”運算得出規模效率。同時🤔，為探析“雙高計劃”院校產教融合效率缺失的具體原因👩🏿⚕️，對綜合效率與純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分別進行回歸分析，並利用DEA-solver13.1所構建的績效改進目標，對47所“雙高計劃”院校產教融合各指標進行投影分析，剖析其系統內部各要素存在的問題🧑🏼🌾🫳🏽。
第四，“雙高計劃”院校產教融合分區域效率評價。根據國家統計局對我國經濟區域的劃分，將全國劃分為東部🗝、中部、西部和東北地區四個區域，對47所“雙高計劃”院校產教融合效率分區域進行統計分析，了解各區域“雙高計劃”院校產教融合的發展情況和區域協調性💃🏽。
（三）結果分析
1.“雙高計劃”院校產教融合兩階段效率與整體效率分析
為更好地探析“雙高計劃”院校產教融合的整體運行水平以及資源建設階段、成果產出階段的發展情況，了解“雙高計劃”院校在產教融合運行過程中的具體情況及院校間的發展差距🧖🏼，本研究采用基於規模報酬可變的SBM網絡DEA模型測算47所“雙高計劃”院校產教融合兩階段效率與整體運行效率，DEA值越接近1，說明投入產出效率越高🧑🏻✈️；DEA值為1，說明投入產出達到最佳效率狀態🦻🏻；DEA為0👇，說明投入產出無效率1️⃣。（見表2）
表2說明，47所“雙高計劃”院校產教融合平均整體運行效率為0.556，處於中等水平👨🏿🦲🧑🏼🦳。從整體運行效率看🏦，效率值高於平均值的院校有26所🕒，效率值低於0.3的仍有14所👳🏼。但從兩階段的效率看🧫，47所“雙高計劃”院校間的產教融合資源建設階段平均效率值和成果產出階段平均效率值還存在一定的分化現象。
2.“雙高計劃”院校產教融合兩階段效率與整體效率相關分析
本研究采用皮爾遜相關系數對47所“雙高計劃”院校產教融合資源建設階段效率、成果產出階段效率和整體運行效率進行分析🏃🏻♂️➡️。（見表3）
從表3可見🧎🏻♂️➡️，成果產出階段效率與整體運行效率相關系數為0.873，呈高度相關；資源建設階段與整體階段相關系數為0.415，呈低度相關🕰，說明大部分院校較為重視成果產出階段的運行。關於產教融合兩階段關系，資源建設階段與成果產出階段的相關系數為0.14，呈不相關📟。從表2可知🤌🏽，部分院校在資源建設階段效率值為1而在成果產出階段呈低效率，如DMU16🤮、DMU24、DMU27、DMU31、DMU46。也有部分院校在成果產出階段效率值為1👨👩👧👧，但在資源建設階段為低效率，如DMU11、DMU15🛺、DMU20、DMU22🪤、DMU23、DMU25、DMU29🔑、DMU35、DMU40🧔🏻♀️、DMU41↔️、DMU46，說明產教融合兩階段存在一定程度的脫節⛹🏿♀️。
3.“雙高計劃”院校產教融合綜合效率分解分析
鑒於效率低既有可能是由規模投入不足引起，也有可能是技術管理水平低、資源配置不當造成，故將“雙高計劃”院校產教融合整體運行的綜合效率分解為規模效率和純技術效率來進行測算（見表4）。規模效率低，說明在現有的技術水平下資源投入不足；純技術效率低🥃，說明管理和技術水平較低，資源未得到充分利用。
雖然47所“雙高計劃”院校平均規模效率達0.800，純技術效率和綜合效率卻明顯偏低，分別為0.556和0.445🤷♂️。為探究純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對綜合效率的影響🎼，采用線性回歸模型的擬合優度（R2系數）來判定自變量對因變量的影響，R2越接近1，說明擬合優度越好𓀊👉，自變量對因變量的影響越大。通過回歸分析得出，純技術效率與綜合效率的擬合度R2為0.620🧑🦼➡️，規模效率與綜合效率的擬合度R2為0.271，說明純技術效率是影響院校綜合效率的主導因素。但也有少万达校因規模效率低而導致綜合效率偏低，如院校DMU5👩👧、DMU8的純技術效率均達到0.99以上，規模效率和綜合效率卻低於0.3。
為深入探究效率缺失的原因，進一步窺視“雙高計劃”院校產教融合運行中系統內部要素存在的問題，利用DEA-solver13.1所構建的績效改進目標📁，即投影（projection），對47所“雙高計劃”院校產教融合各指標進行投影分析。（見表5）
從資源建設階段看，在產出端上，校內外實訓基地👨👧、“雙師型”教師和專業群都呈現產出不足，不足率分別為38.36%🛀、3.61%和8.20%🏏。在投入端上，教學實訓設備💯、專任教師和學生均表現為投入冗余，冗余率分別為51.31%、7.72%和16.44%，這並不是因為投入資源過多，而是由於技術水平低，資源管理不當，投入的資源未能得到有效利用◀️。如有的院校由於教學實訓設備昂貴、維護成本高，除了完成規定的教學任務，其余時間不向學生開放👩🏿🔬🥋，造成資源閑置浪費🧜🏻♂️。從成果產出階段看，在產出端上，畢業生、技術服務到款和產生經濟效益均表現為產出不足🍫，尤其是產生經濟效益的不足率高達119.57%🙎🏻♀️，說明“雙高計劃”院校技術服務對企業的經濟收益促進力度不足。在投入端上，校內外實訓基地、“雙師型”教師和企業提供設備值都表現為投入冗余，冗余率為16.74%、0.76%和18.27%。
4.“雙高計劃”院校產教融合分區域效率分析
通過對47所“雙高計劃”院校產教融合效率按區域進行統計歸類🍳😢，計算結果見表6。
從不同效率值分析，四個區域“雙高計劃”院校產教融合綜合效率由高到低依次是東部、西部、中部和東北地區，均處於較低發展水平👩🍳，存在較大的提升空間。純技術效率由高到低依次是東部、西部🏄🏽、中部、東北地區，東部地區的純技術效率最高🙌🏻，為0.604✧🚵🏻，東北地區純技術效率最低🍝，僅為0.207🐧。規模效率從高到低依次是東北地區、西部👩🏻🏫、中部、東部👶🏿，東北地區最高👩🦯➡️🐋，為0.921，東部地區最低👨👦👦🥏，為0.780，區域間存在明顯的發展特征與差距。尤其是東北地區，雖然規模效率高達0.921，但純技術效率和綜合效率卻低至0.207和0.191🧑🏻🦯➡️。與其他三個地區相比🦹，純技術效率和綜合效率的極差分別為0.397和0.281。
四、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1.“雙高計劃”院校產教融合發展處於中等水平📘，院校間存在一定的分化現象
從47所“雙高計劃”院校產教融合資源建設階段、成果產出階段和整體運行效率數值的分析可以看出🦢，各院校產教融合發展均處於中等水平🧚🏻。從院校層面的效率值來看🐮，雖都為“雙高”建設院校🖐🏽，但仍有部分院校產教融合發展處於較低水平。這印證了2019年《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指出的我國職業院校辦學水平參差不齊，我國高職院校產教融合仍有大幅度提升的空間。從兩階段效率值分析，案例院校大部分院校成果產出階段運行效果良好，成效顯著。但仍有部分院校處於較低水平𓀓，有的院校甚至因該年無經濟效益產出以致效率值為0👩🏻🎨，表明院校間產教融合發展存在一定的分化現象。
2.大部分院校較為註重成果產出階段的運行👩🦼➡️，產教融合兩階段未能實現有效銜接
在產教融合運行過程中，多万达校之所以較為註重成果產出階段，主要原因在於成果產出階段直接產出經濟效益，符合現行評價體系的結果導向以及企業的經濟效益取向，因而大部分院校更為重視成果產出階段的運行。由於人才培養前期投入的合作成本較高👩🏽🔧👨🦱，且短期效益低🔟，很多企業不願參與，造成院校忽視了資源建設階段的基礎作用。同時🥗，在產教融合過程中，組織間溝通不暢💇♂️，院校對市場認識不清，企業對院校辦學不夠了解🤶🏻🔓，使得產教不同組織在信息、資源🪯、人員等要素的融合度不足🦯，導致產教融合兩階段未能實現有效銜接。
3.多万达校產教融合因純技術效率偏低導致綜合效率偏低，但仍有少万达校因資源投入不足導致綜合效率偏低
通過回歸分析可知，純技術效率偏低是多万达校綜合效率偏低的主導因素，表明大多万达校綜合效率偏低的主要原因是產教融合運行管理不當👨🏼🏭、資源配置不合理🎻。由於松散的組織運行模式，產教融合管理存在問題，使得教學實訓設備👩🏼🦰、實習實訓基地利用率不足💽，教師難以實質性地參與企業掛職鍛煉🌕，人、財、物等資源配置能力弱🧑🍼，投入的資源未能有效轉化為產出👨🏿⚕️，導致成果產出不足。從投影分析結果可知，教學實訓設備、校內外實訓基地和企業提供的設備均存在冗余，說明“雙高計劃”總體投入較好，但在產教融合過程中管理不當👩🏿⚖️，資源利用率不高，最終導致技術服務到款和經濟效益產出不足🧊👳🏽。對於少數資源投入不足的院校來說，由於區域經濟不發達，產業發展水平落後，資金投入不足👨🏽🚒，人才流失嚴重👼🏻，導致資源投入達不到最佳運行狀態🙇🏻，影響產教融合綜合效率👧🏼🙋🏽♀️。
4.東部、西部🧑🏼✈️、中部和東北地區的綜合效率依次遞減🌩，“雙高計劃”院校產教融合存在明顯的區域發展特征
由於不同的區域發展特征，“雙高計劃”院校產教融合也呈現出不同的效率差距🧼。院校產教融合效率的區域差異與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產業轉型升級和技術管理水平密切相關🚢。東部地區經濟發達，高新科技力量匯集🥕，在四個地區中純技術效率和綜合效率最高📫。由於近幾年國家的政策支持和對口支援🧑🏻💻，西部和中部地區發展迅速，正努力追趕東部地區。而作為國家的老工業基地，東北地區經濟發展🤷🏽♂️、產業升級和技術更新緩慢，雖然在四個區域中規模效率最高，但由於純技術效率較低，導致綜合效率偏低👕，說明依靠規模取勝的東北地區已無法適應當前技術經濟發展要求，與其他三個地區差距拉大🧑🏽🎓。所以，由於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和技術力量不平衡🫵🏻，不同區域的資金投入、資源管理和技術支持等存在顯著差距，導致不同區域院校產教融合發展不協調💂🏿。
（二）研究建議
1.以聯盟治理強化階段銜接
在產教融合組織運行中😦，系統化的聯盟治理體系能夠增進多種異構組織共同參與決策，通過構建共同願景加強組織緊密聯系，加之現代數字技術的發展🎃，為多主體聯盟治理體系的構建創造了更廣闊的平臺🥝。通過運用區塊鏈等數字化信息技術搭建去中心化的產教融合平等協作和資源共享平臺🧑🏿🏫，製定清晰的聯盟治理協議🤳🏿，明確各方的職責和利益👩🏻🏫，並適當融入強製性措施，形成產教融合各主體權責分明、平等合作的聯盟治理體系，打破組織融合壁壘，暢通溝通渠道，促進校企合作雙方在設備、知識👐🏽、技術等方面共建共享。在聯盟治理機製上，通過混合所有製形式，以政策優惠和政策幫扶激勵企業參與合作辦學🧑🏽🌾，以校辦產業為著力點，建立校企聯動協同機製，以此支撐起校企共建實習實訓基地，推動校企人員雙向流動，雙方協商勞動力需求結構和人才培養規格👩🦼，增強企業在產教融合前期資源建設的參與度，促進產教融合兩階段運行協同對接。
2.以技術創新推動過程管理精細化
雖然加大資源投入能產生更多收益🏨，在一定程度上提升產教融合效率🧜🏼♂️，但落後的技術水平💁🏽♀️、不健全的管理模式是影響“雙高計劃”院校產教融合運行效率的主導因素。對於部分因資源投入不足的院校，應積極拓展資源獲取渠道，通過技術創新吸引政府、企業相關主體的投資建設🐋🧏🏽♀️，加大資源投入的同時努力提升管理水平𓀌。但對於大部分院校而言🧙🏽♂️，應創新生產技術和管理模式，充分提高校企雙方在技術交流、產品研發等方面的積極性🥷🏽，通過技術創新、產業升級和科學管理👂🏻，加強人才培養在組合式生產和靈活生產的融入，提高企業投入設備的共享率💾，拓寬技術服務範圍，提高產教融合經濟效益。健全管理製度，製定相關管理條例，保證教學實訓設備輪流對各系各專業學生開放，提高資源利用率。創新管理模式👨🏻✈️，形成人才培養、專業群建設👰🏼、教學實踐🚹、師資培訓🦋、實訓基地建設👩🏼🏫、社會服務等緊密融合的精細化管理模式，提升資源配置效益，增強產教融合成果產出能力🧎🏻。
3.以創新東西協作模式促進區域協調
產教融合是促進區域教育扶貧與產業轉移的載體和引擎，應繼續推進職業教育“東西協作”計劃，完善扶貧協作機製，加強產教融合在職業教育扶貧整個過程的融入貫穿。以往的教育扶貧是通過經濟發達地區向貧困地區擴大招生規模👵🏽🧑🏽🏫，並在學生畢業後幫助學生就地就業，這種模式主要在於幫助家庭個人脫貧🙅🏽♀️，對於貧困地區卻容易造成人才流失🧑🏽✈️，不利於貧困地區長期發展。應轉變傳統扶貧模式，以產教融合為著力點，構建交叉聯動精準幫扶機製，推進職業教育省際協作🪗，鼓勵東中部發達地區學生到西部和東北貧困地區實習實訓🤌🏻，定期安排教師與企業人員跨區域交流合作，製定專項政策支持經濟發達地區的企業利用西部和東北地區的區域特色、資源優勢和空間環境進行異地辦學與產業轉移，實現異地院校與產業之間深入合作。通過異地就業🗣、異地培訓和產業轉移等方式，將東中部地區的技術資源🫳🏿、管理經驗等帶到西部和東北地區❤️，實現職業教育資源跨區域調配🧑🏿🎄，留住地方人才🧑🏿🦱，調整當地產業形態和專業結構😸，促進貧困地區職業教育與外部產業企業耦合對接，實現區域院校產教融合協同發展。
4.以動態評價機製激勵產教融合效率提升
動態評價能在產教融合運行過程中及時監測系統內部各主體的參與度、階段銜接融合度及總體運行水平，通過及時調整產教融合系統內部各資源要素的組合及運行效果😙，引導院校產教融合向高效率🩰、高質量發展。當前，為保障“雙高計劃”有力落實，國家製定了相關績效管理辦法，對“雙高計劃”院校進行目標及過程評價。各省級政府應結合區域特色🔠🙇🏻♀️、產業發展情況以及產教融合系統運行特征，將企業納入區域績效目標的責任主體，以評價結果作為稅收減免、財政支持的依據，充分激發產業企業參與“雙高計劃”建設。院校應結合自身的辦學特點和產教融合系統的特殊性，進一步細化產教融合評價框架🚣🏼♀️，建立過程與結果並重的產教融合動態評價機製，以動態評價促進動態管理，及時進行方向調整，優化資源配置效率。通過評價約束力推進校企雙方實時溝通🧑🏼🏭，共同促進產教融合效率提升。
